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在67年前的今天，1948年8月12日 (农历七月初八)，朱自清病逝。
人物生平
1912年朱自清进入中学学习;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哲学系，于1920年修完课程提前毕业;在北大期间，朱自清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嗣后又参加北大学生为传播新思想而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他大学毕业后，在浙江、江苏的多所中学任教，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此外，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和创办第一个诗歌杂志《诗》月刊等工作，支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湖畔诗社及晨光文学社的活动，为开拓新诗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朱自清于1919年底开始发表诗歌，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之一，他以清新明快的诗作，在诗坛上显出自己的特色。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8位诗人的合集《雪朝》第一集，内收朱自清的诗作19首。
1923年朱自清发表了近300行的抒情长诗《毁灭》，表明自己对生活的严肃思考和“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进取不懈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24年，诗和散文集《踪迹》出版。他的诗，尽管数量不多，却在思想和艺术上呈现出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其中如《光明》、《新年》、《煤》、《送韩伯画往俄国》、《群羊》、《小舱中的现代》等，或热切地追求光明，憧憬未来，或有力地抨击黑暗的世界，揭露血泪的人生，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是初期新诗中难得的作品。
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以散文为主。
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为个人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
这一时期，朱自清的散文着力于揭示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暴行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对被压迫者、被损害者充满了热爱和同情，表现出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的热情、人道主义的精神和正直诚实的性格。朱自清写得更多、也最为人们称道的则是写景抒情的篇什。这一类散文在艺术上呈现出多样而又统一的风格。记述秦淮河风光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抒写静夜里独自漫步池边的 《荷塘月色》，是文情并茂、脍炙人口的绝佳名篇。这些满贮着诗意的散文，于新异独得的观察和委婉有致的描写之中，寄寓着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黑暗现实面前怅然若失的寂寥和郁闷。《背影》则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真挚强烈的感情，描写了家庭遭到变故，父亲到车站送别远行的儿子这一极富情味的动人场景，“做到了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叶圣陶《朱自清新选集序》)。朱自清以其散文的娴熟高超的技巧和缜密细致的风格，显示了新文学的艺术生命力，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中成绩卓著的优秀散文作家。
1931年8月，朱自清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
1932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自此与闻一多同事论学。
1934年出版的《欧游杂记》和1943年出版的《伦敦杂记》，是用印象的笔法写成的两部游记。
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撰写《导言》。翌年出版散文集《你我》，其中，《给亡妇》娓娓追忆亡妻武钟谦生前种种往事，情意真挚，凄婉动人。这一时期，朱自清散文的情致虽稍逊于早期，但构思的精巧、态度的诚恳仍一如既往，文学的口语化则更为自然、洗练。叶圣陶曾指出：讲授中国文学或编写现代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朱佩弦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1938年3月到昆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不顾生活清贫，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特别是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终于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逝于严重的胃病。
毛泽东对朱自清宁肯挨饿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历史点评：朱自清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我们怀念这样一位历史人物，首先应该去掉过去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纪念。
延伸阅读：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
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而饿死乃后人杜撰
1948年是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对于一个学者、作家，这意味着思考和创作的终结，对于曾经从其思想文化遗产里受益的人，意味着深长的思念和不尽的感戴。但朱自清1948年的意义绝非仅止于此，因这一年里他的某些言论、文字和行动，他被塑造为接受人民呼唤，终于从象牙之塔里走出的斗士，其晚年的"选择"和"转变"被界定为知识分子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宏大命题。
194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朱自清的生命年轮里，又发生了什么?
按照通行的说法，1948年是两个阶级搏斗初见分晓的一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持何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一点，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会有所感知。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就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无法回避选择。1948年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的失败使国统区物价上涨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面临着物质条件的困窘和生活状况的恶化。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各种变化都不意外，只是这种变化往往有辐度大小之别、微调和巨变之异。朱自清属于哪种呢?朱自清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仅缘于天性，也是客观环境所致。朱自清最初以新文学家出名，后来却长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是有压力的，充满了焦灼感，这种压力驱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当然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朱自清的政治倾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承认现有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保持"平静"的要素，但也可能因现实的刺激偶或流露不满，并对秩序的反抗者部分地表示同情。当然，最重要的，这种人始终珍视个人的自由，对所有以各种名义挤压个人空间的企图敏感而充满警惕。
虽然长期在象牙之塔里，但朱自清诗人般的敏锐感受并未完全钝化，他也意识到了可能的时代之波，并努力尝试去适应。于是晚年朱自清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读书，1948年前，在朱自清的书单上除了经典旧籍，就是同辈学者的研究著述，可1948年1月朱自清开始读《大众哲学》，月底便读完了，并在日记中评价道："甚有说服力";7月份又读一本名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的通俗读物，称赞"它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这位向来以诗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称的新文学家，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有才的变迁》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情景，称赞赵的小说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这时候朱氏的写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开始讨论"朗诵诗"和"标语口号"这些原本在学者教授视野之外的东西。他强调以"政治性"和"群众性"见长的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一边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是非理性的起哄，但又说："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
朱自清晚年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毕竟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显得特别醒目了。那些热烈赞颂朱自清"转变"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热情扭秧歌的意象：冯锺芸回忆，"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柏生回忆，"特别使人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四八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情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格，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十分喜爱，热情支持。
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受到感动。"朱自清拥抱秧歌表示他要和旧的生活彻底决裂"，显然这就是所有回忆者要告诉我们的。应该说，因为秧歌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和图腾，而且朱自清本人对其符号意义肯定不会一无所知，所以这种解读自有其道理。但查阅朱氏日记，我们却看到了意外的文字：1948年元旦，朱自清写道："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深有感慨。"4月8日又记，"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朱自清?"感到不安"的朱自清和"扭秧歌"的朱自清当然还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珍视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对那种集体的威压怎么可能不"感到不安"?那么他为什么不当面拒绝?除了此时的朱自清多少带有一点民粹倾向，对原本是民间文艺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应更多地从其性格特点上去分析。
朱自清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待人随和，不愿拂人面子，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早年日记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是"下流坏"。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给拟好了，朱自清不高兴，但几乎每次还是去了。
读了朱自清与秧歌有关的日记，又明了其性格特点之后，回头再看回忆、解读朱自清扭秧歌的文章，是否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度阐释"之嫌呢?
因为"扭秧歌"，许多人盛赞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找到精神皈依的人的自然心态。但透过另一种个人色彩强烈的文本--旧体诗，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悲凉之雾"。1948年2月，时在病中的朱自清看到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一篇散文《老境》，其中的萧瑟况味触动他写下了一首七律：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
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
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诗中的衰飒之气是一个稍有旧文学修养的人都能体味出来的，难怪当时传抄到俞平伯、叶圣陶那儿，这两位老友都为之"不怡"。细细想来，在194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缠绵病榻的朱自清的这种悲凉之感谁说不正是人情之常?
除了"扭秧歌"，晚年朱自清还有一件事为人艳称，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篇名文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①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的辞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热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冯雪峰和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纪念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无"转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各有各的说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讨论朱自清有没有"不变的"也许更有意义。什么为朱自清坚守如一始终不变?通过阅读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窃以为，还是他自己那句"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评价可以当之。他预感到了旧时代即将终结，自己也的确在努力去适应未来新的时代，但他是否就丢弃了一直被他所认同并坚守的某些终极价值?值得探究。
于是，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像朱自清(包括闻一多)这样向来被认为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在那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当闻一多甚至不惜以生命与一个腐朽的政权相争时，他是否预见到了后来的一切……1948年的朱自清有几分真实几分幻影，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其实于逝者已经是无谓的事了，岂不闻"身后是非谁管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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